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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 —— 您进入欧洲市场的最佳平台科隆 —— 您进入欧洲市场的最佳平台 1. 科隆概况 2. 签证或居留许可和工作许可 3. 投资的前期准备 4. 在德国设立代表处、分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 5. 税收方面的规定 6. 劳动法方面的规定 7. 社会法方面的规定 8. 您在科隆的直接联系机构 9. 有关机构及其联系地址 德国概况 / 国家 - 1945年迄今的历史德国概况
国家 - 1945年迄今的历史 1945年后的历史定向：1945年5月8日/9日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后，在海军上将邓尼茨领导下的最后一届帝国政府还存在了两个星期。随后，政府成员被逮捕。后来战胜国在纽伦堡法庭上控告他们和纳粹专政统治的其他高级官员犯有破坏和平及违反人道的罪行。 战胜国－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于6月5日掌握了在帝国土地上的最高权力。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伦敦会议纪要（1944年9月12日）以及后来达成的协议行使对德国的绝对管辖权。这一政策的基础所造成的结果是德国分为3个占领区和一个分为3部分的首都柏林以及3个军事司令官组成的共同管制委员会。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克里米亚半岛）会议上，法国被三大国纳入它们的圈内，作为第4个管制国并获得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宣布的意图是取消德国国家的存在，而并非分割帝国的领土。斯大林对保留德国这个经济统一体尤为关心。他要求赔偿苏联由于德国的入侵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其赔款数额之高绝非一个占领区所能承担。除了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莫斯科还要求将德国全部工业企业的80％完全转让给苏联。 在提出最初几个内容迥然不同的计划之后，美、英也转而主张保留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整体德国。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战争赔款的贪欲，而是因为，大约从1944年秋季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全球的均衡体系作通盘考虑时，正谋求中欧局势的稳定。在这一点上，德国经济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他当机立断，摒弃了臭名昭著的摩根陶计划（1944年9月）。根据该计划的建议，德国人民将来应以农耕为生，德国将划分为北方德国和南方德国。 然而，战胜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的原来目标－建立欧洲战后秩序－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废除经济上的中央集权以及教育德国人信奉民主等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另外，西方战胜国同意将德国人从波兰管辖下的德国东部地区、普鲁士东北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该协议造成了严重后果。尽管西方国家允诺将“人道地进行”这一遣返工作，事实却截然相反。嗣后大约775万德国人被粗暴地驱逐出境。他们为德国的罪过，也为由于苏联占领柯尼斯堡和波兰东部造成的波兰西部边界的推移付出了代价。仅在保留4个占领区作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这个问题上取得了最低限度的一致意见。在此期间，各占领国至少首先可以从自己的占领区中去清算赔款。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就为今后的事态发展从根本上定了向：不仅由于对战争赔款问题的处理，而且由于4个占领区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联系，德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埋下冷战伏笔的国家。在此期间，各个占领区开始了建设德国政党和行政机构的工作。在苏战区，这一工作在严格控制下迅速地进行。早在1945年，那里就允许按占领区许可的标准组建政党和建立若干中央行政机构。 在3个西方占领区，政治生活是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的。开始时，只允许成立地方级的政党，在各州建立后才获准成立州级的政党。按占领区许可的标准的政党联合是以后的事情。全占领区的行政机构尚处萌芽状态。鉴于非制定一个大规模的超越州界和占领区界的规划不足以解决尚处于断垣残壁中的国家的物质匮乏问题，而4国管理机构已名存实亡，美国和英国遂于1947年决定在经济上合并它们两个占领区（双占区）。 东西方统治制度的分歧以及在各个占领区内对赔款政策的不同处置导致了整个德国财政、税收、原料及生产政策的运作失灵。其结果是，各地区后来的发展大相径庭。法国起初对交叉的经济管理方式（双占区/三占区）漠然置之。斯大林提出共管鲁尔区的要求，同时又在苏联占领区（苏占区）对外实行坚壁。对这些独断专横的措施，例如1946年4月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被迫联合成德国统一社会党（SED），西方人士对此一筹莫展。 面对着苏联占领区正在变本加厉地转为共产主义专政这一事实，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大力推进自己占领区的建设。对西方占领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减少西占区的贫穷与匮乏，并着手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制度。 化干戈为玉帛：在西部德国，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在斯图加特的演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斯大林占领波兰和对波兰的边界划定被说成是纯系暂时现象。按照他的计划、西方盟国在西部德国的驻军正从占领与监督力量变为保卫力量。根据英国和美国的倡议，并终于在说服了法国之后，建立了“三占区”作为西方统一的经济区。在1948年２月25日布拉格发生政变以后出现的苏联再次向西方推进的危险，使法国终于明智地考虑了西方的联盟问题。伯恩斯的设想后来在布鲁塞尔条约（1948年3月17日）以及最后在北大西洋条约（1949年4月4日）中得到了明确的表现。 对这样一个条约集体的运作能力来说，西部德国统一的政治与经济组 织是绝对必要的。在荷、比、卢三国首次参与下，法国、英国和美国相应地在伦敦六国会议上（1948年2月23日至3月3日；4月20日至6月1日），就西方占领区的共同国家制度问题取得一致。 1948年3月20日，苏联代表索柯洛夫斯基元帅在管制委员会第82次会议上要求了解关于伦敦会谈的情况。当他的西方同事对此作了支吾其词的回答时，索柯洛夫斯基就离开了管制委员会，并从此一去不返了。 当西方国家正忙于制定西部德国各州州长推荐名单，准备召开一次立法大会时，斯大林以西部德国采用德国马克（1948年6月20日货币改革）一事为名，打算以封锁西柏林来迫使其并入苏占区。1948年6月23日夜间，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所有通道全部被封锁。东占区停止对该市的能源供应。苏占区不再供应食品。直至1949年5月12日，对西柏林的供给全靠同盟国的一道空中桥梁。同柏林这座作为西方国家政策及生活方式前哨阵地的城市的亲密无间以及美国所显示的实力促使西部德国决心同占领国合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从1946年以来，西部德国就获得美国的对外援助（政府救济占领区拔款－GARIOA计划）。但是，直到向“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作斗争的战斗纲领（马歇尔计划）实施时，西部德国才获得推动它的复兴所需的决定性援助（从1948年至1952年为14亿美元）。在苏占区实行工业国有化的同时，西部德国一边进行货币改革，一边逐步贯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玛克1947年提出）。新的经济制度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堕落沉沦”（瓦尔特·奥伊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对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束缚。这一经济制度在波恩的基本法中，由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以及由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制结构予以补充。为了突出强调临时性质，制订的宪法有意识地被称为“基本法”。最终的宪法应在恢复德国的统一之后才制订。随着波恩议会理事会的庄严宣告，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生效。 1948年7月1日（法兰克福文件），西方占领国委托西部德国各州州长制定一部宪法，因此，基本法中必然会注入西方占领国的许多设想。但是，基本法中同时也反映了从魏玛共和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无法制国家的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在男希姆湖岛举行的宪法大会（1948年8月10日至23日）以及波恩的议会理事会（1948年9月1日各州议会代表65人参加）都在基本法中把未来的各州政府、政党以及其他的政治力量同一个提前实现的法律保护原则联系起来。从此，一切打算取消这个自由、民主的根本制度以及用右的或左的专政取而代之的企图都要受到惩处和被禁止。联邦德国顺理成章地在一个自己的条款（基本法“欧洲条款”23）中允诺将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中保证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福利的和联邦制的原则。这些允诺表明了对纳粹专制统治所总结的经验教训的直接反应。 在1945年以后方始积极活动的“元老们”当年深受纳粹制度带来的匮乏与窘困之害，如今他们将1848年和1919年的精神感召下的、同样也是从1944年7月20日的“良心的起义”中产生的民主传统带入了德国的复兴大业。他们在世界公众的心目中体现了“另一个德国”，获得了占领国的敬意。如第一位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伊斯（自由民主党）、第一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基督教民主联盟）、“经济奇迹”的“火车头”路德维希·艾哈德（基民盟），还有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库尔特·舒马赫或埃里希·奥伦豪尔以及世界主义者卡尔罗·施密特这些人物给了西部德国新建的政党以鲜明的特征。他们逐步地增加德国的发言权和政治影响（占领法规、彼得斯贝格协定、关贸总协定成员、参加欧洲煤钢联营）。1951年7月英国、法国和美国声明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接着在1955年1月苏联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通过西方一体化和欧洲的谅解确保安全：对于直至1963年为止个人对德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过巨大影响（“总理民主”）的联邦总理阿登纳来说，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的重新统一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西部德国加入大西洋安全集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缺少的前提。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在占领状态被取消的同时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与此齐头并进的工作是共同扩建欧洲共同体（1957年罗马条约）。 阿登纳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因而1952年他同西方国家一起拒绝了斯大林提出的在中立状态下将德国重新统一到奥得－尼斯河界的建议。该建议对他来说过于暧昧，以致他竟为此想拿联邦共和国迟疑不决的同西方的一体化来作孤注一掷。1953年6月1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不自由和“标准苦役”（汉斯·迈尔语）的起义遭到苏联坦克镇压。阿登纳的不信任看来完全合情合理。但是，事实也表明，没有莫斯科的参与，德国问题休想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此，清醒地从国家利益至上这个原则考虑，同苏联这个欧洲最大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适宜的。 1956年11月，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的人民起义以及“人造卫星的震惊”（1957年10月4日）标志着苏联实力的显著增长。这一状况还表现于苏联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所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中，而它首先表现在斯大林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鲁晚夫要求西方同盟国在6个月中全部撤出西柏林的柏林最后通牒中。 西方的坚决拒绝促使赫鲁饶夫试图用花言巧语来在柏林问题上捞到好处。事实上，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明显地改善了气氛（“戴维营精神”）。然而，使波恩政府感到不快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在柏林的违法并未严重到要在德国境外将它看作是引起暴力冲突的原因。 随着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政府最高层换代，阿登纳对美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日趋式微，这使波恩对柏林的不安全感有增无减。虽然肯尼迪在其三“要点”（1961年7月25日）中保证通道自由、西方国家镇守以及西柏林的安全，但是，西方盟国对柏林筑墙（1961年8月13日）一事的反应也仅限于通过外交途径的抗议和象征性地表示一下威胁姿态而已。莫斯科再次确保了它对保护国的统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用封锁装置、死亡地带和施加压力来镇压“以出走来表示否认”的人们。仅在筑墙前就有将近300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1961年7月外逃的就超过30000人。 尽管筑墙和1962年由古巴危机引起的紧张局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因在核武器问题上闹僵而不得不开始的谅解过程仍在继续。波恩必须相应地更加积极寻找自己的出路。同华盛顿的一时疏远，从外部看确实从“法国炽热的友情”中得到了补偿。随着1963年1月爱丽舍条约的缔结，德法和解达到高潮。该条约为两国人民的接近以及在许多领域里的积极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了突出强调双方关系的崭新特点，戴高乐在条约签字的几个月前对波恩进行的成功的国事访问时（1962年），谈到了“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将军说，人们必须更多地从悲剧而少从罪过这个范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西方的谅解政策和澄清同东欧关系的气氛是一致的。1963年12月，北约组织在雅典以它的分层次反应的战略（“弹性反应”）代替猛烈的报复（“狠狠报复”），就是一个相应的信号。 为了使僵持的前线略为松动，联邦共和国致力于至少同苏联的前沿阵地上的国家改善关系。在不正式放弃主张阻止其他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尔斯坦论点－其原则是，不和同民德保持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的前提下，阿登纳的接班人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将他们的政策建立在中欧的严酷的现实基础上。这样做也是对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的新外交路线的回答。埃贡·巴尔在1963年7月15日为新路线创造了“以接近求变化”这个表达形式。 西方正在加紧合作，在欧洲煤钢联营（EGKS），欧洲原子能联营（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WG，1965年4月8日）的基础上成立欧洲共同体（EG）。不顾泛阿拉伯主义国家的抗议，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是德国谅解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1967年初，波恩同罗马尼亚建交。接着，1967年6月在波恩和布拉格设立了商务代表处。1967年12月的哈尔默报告明确规定，西方联盟的双重目的是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准备同东方集团进行对话。 除了与欧洲邻国的和解以及同西方国际社会的一体化之外，阿登纳特别重视弥补给犹太民族造成的损害。600万犹太人在纳粹有计划的灭绝性行动中被杀害。特别是第一任联邦总理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翁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对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正在出现的和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位政治家1960年3月14日在纽约华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会晤，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961年阿登纳在议会中强调指出，只有在物质上也进行了补偿，联邦共和国方能宣告，德国人已同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 早在1952年就已在卢森堡签订了第一个关于向以色列的犹太逃亡者支付重返家园补助金的协定。总计900亿马克中的1/3支付给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各组织，尤其是提供给为在全世界遭迫害的犹太人设立的救济基金“犹太人要求权谈判”。然而，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于1965年方始建交。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森严壁垒的情况下仍坚持两个德国的对话：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其他一系列坚壁措施（例如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过境交通须持有护照和签证的规定）以及华沙条约国对布拉格改革政策的打击（1968年“布拉格之春”），标榜社会主义地盘不可分割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未在已开始出现的缓和过程中造成严重的回潮。1969年4月，波恩声明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不超出它的国际法承认的范围内签订协议。 然而，事先不同莫斯科打招呼两德之间就想达成协议，此事谈何容易。当莫斯科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定建议到达波恩时，对1969年10月21日社民党－自民党联合组成的政府的所谓“新东方政策”的条条杠杠一下子就划出了。 几个月之前（1969年3月5日），在阿登纳时代就坚决主张东西方谅解的古斯塔夫·海涅曼出任联邦总统。辅佐他的是积极反抗过希特勒专政的维利·勃兰特。在勃兰特领导下的政府竭尽全力建立全欧和平程序。世界政治的基础条件是有利的。莫斯科和华盛顿正在进行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SALT），北约建议就双方均衡裁军问题举行谈判。1969年11月28日联邦共和国参加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总的来说，新政府在大联合执政党内政方面的争吵不休（越南冲突、紧急状态法、奥斯威辛诉讼案、议会外反对派APO、知识青年文化造反）之后，在开始实施其谅解政策方面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莫斯科和华沙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会谈进行期间，波恩和东柏林都在探测彼此更加谅解的可能性。1970年3月19日，两个德国的政府首脑，勃兰特和施托夫在埃尔富特首次会晤。1970年5月21日，双方在卡塞尔继续接触。1970年8月，关于放弃使用武力和承认现状的条约得以在莫斯科签订。签约双方保证，不向“任何人”提出领土要求。 同年12月7日签订的华沙条约中确认现存边界（奥得－尼斯线）不可侵犯。华沙和波恩保证彼此没有领土要求，并表示了改善两国间合作的意愿。在一项关于人道措施的“信息报道”中，华沙同意德国人从华沙迁出并由红十字会安排他们的家庭团聚。 为使条约便于得到批准，法、英、美、苏签订柏林4国协定。协定规定，柏林西区不是联邦共和国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同时承认波恩对外代表西柏林的权力。此外，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联结关系”应予以改善，东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西柏林之间的关系应进一步发展（1970年12月17日过境交通协定签字）。在对勃兰特的不信任案未获通过后，联邦议院于1972年5月17日批准同苏联和波兰的条约。绝大多数基民盟/基杜盟议员投票时弃权。联邦议院在一项关于各条约的“解释性决议”中强调指出，这些条约同和平恢复德国统一的目标并不矛盾。 东方条约最后由1972年6月以来的历次会议和谈判作为准备的两德基础条约加以充实而大功告成。在维利·勃兰特于1972年12月14日再次当选联邦总理之后，条约在同年12月签字已无阻碍。签约双方在条约中确认放弃使用武力和彼此不以武力相威胁，两德边界不可侵犯以及尊重两国的独立与自主。另外，双方还表示准备解决实际的和人道方面的问题。根据双方关系的特殊性，还决定建立“代表处”，而不是通常的大使馆。在缔约时，联邦政府在一封信中继续强调了它对德国统一的意志。巴伐利亚政府要求联邦宪法法院证实该条约与此目的并行不悖。此外还确定，德意志帝国在国际法上继续存在并和联邦共和国部分相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能被认为是外国，而只能作为本国。 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和联邦共和国签订布拉格条约。条约中认为1938年慕尼黑协定“按照本条约的精神”已属无效。条约中还就边界不可侵犯以及放弃使用武力等问题取得一致。 在维也纳进行关于双方均衡削减军队谈判（MBFR），苏美达成一项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35国在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也继续致力于实行均衡政策。他于1974年5月16日接替因间谍案（纪尧姆事件）而辞职的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总理。 赫尔辛基欧安会最后文件（1975）中预告的过境交往中的迁徙自由以及更多地尊重人权及公民权等等，成为反抗中欧和东欧僵化的政权的基础。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们着想，联邦共和国继续坚持其谅解和团结的政策。 例如，1978年和东柏林达成的建造柏林－汉堡高速公路以及修复通往西柏林的过境水路等协议都耗费了联邦共和国巨额开支。此外，赎买民德政治犯的工作仍在进行。波恩最后为33755人的释放以及为250000个家庭的团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付了35亿多德国马克。 “导弹之争”反对缓和政策：西欧的联合继续取得进展。而在东欧，缓和的10年结束，80年代开始时，新的冲突加剧。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及波兰宣布战争法规，和在苏联布置新的中程导弹（SS20）一样，导致了东西方关系中的气氛恶化。双方大有重新剑拨弩张之势。 北约组织对于安全平衡中出现的危险的不稳定因素，以决定从1983年起扩充导弹储备作为回敬。同时，建议苏联就军备监督问题举行谈判（北约双重决定）。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联邦德国以不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抗议。美国倡议的所谓“零点方针”旨在打破僵局。它规定在苏联削减中程导弹的同时，北约放弃驻扎潘兴II导弹以及新的巡航导弹。 为了避免出现安全方面的漏洞，联邦总理施密特一方面坚持对扩充军备问题作出抉择，同时致力于将两德关系中受到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管党和国家首脑埃里希·昂纳克正热衷于获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国籍，为西方访问者规定的最低限度兑换金额标准大幅度提高，联邦总理施密特仍然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自始至终并未获得昂纳克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昂纳克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顽固不化也是对要求经济改革、自由和裁军的邻国波兰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正在增长的抗议态度的反应。 然而，不仅在东方和在关于导弹问题的争论中丧失了威信。在波恩，自由民主党决定改变经济政策的方向并开始从联合中游离出去之后，社会民主党基层因联邦总理施密特毫不动摇地坚持北约组织的双重决定，还由于和平运动及部分地由于工会的压力，宣布与他分道扬镳。1982年10月1日，赫尔穆特·科尔通过一项建设性的不信任案成为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首脑。他维护了联邦政府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在谋求统一的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和保障的努力中同巴黎与华盛顿继续进行合作。尽管和平示威游行声势浩大，赫尔穆特·科尔政府不为所动：1983年11月，德意志联邦议院同意补充军备。这样就加强了西方联盟的可信性，并且避开了北约组织的一场危机。 8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开始新的裁军对话。在联邦共和国新布置的导弹在此之后不久即又拆除。 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衰亡至德国的统一：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莫斯科的产物。它从一开始起就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和红军驻扎在当地为基石的共产主义专政。命令主义的经济、秘密警察、统一社会党的无限权力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人民和统治机器之间越来越离心离德。物质方面和社会福利方面－通过国家定价和对个人的津贴－的廉价的基本供应，使封闭型的制度有可能寓丰富多彩的生活于所谓的小生境生存之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体育运动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劳动者”的满足一样，造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心态，认为在东方集团内部尽管要向苏联缴纳极高的赔款，但是最高的工业生产和最高的生活水平已指日可待。 尽管进行了种种宣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原来力争在经济上超过西方云云始终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资源耗竭以及由于中央集权制和计划经济造成的生产力萎缩迫使统一社会党政权漫天许愿而无法兑现。接受西方大笔贷款的情况越来越多。消费品领域里的原则是全凭一时心血来潮。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基础设施（住房、交通、环境）杂乱无章。 对全体人民的无孔不入的暗中侦察、思想渗透以及声嘶力竭地呼吁团结，使“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的领导权首先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不过是敷衍塞责的连篇空话。相反，民众要求的是自决与共决权，首先是更多的个人自由以及更多更好的消费品。 当布置导弹、美国政府拟订的建立依靠太基进行防御的体系（战略防御计划SD1）计划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推行的挑衅计划（例如，在勃兰登堡门旁筑起第二道围墙、阻碍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使外交方面的大气候更为恶化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使他们的领导陷入了困境。例如，准备出国的公民在未获明确答允他们去西方旅行之前，拒绝再离开联邦共和国设在东柏林的常驻代表处。为了方便人们办理手续， 联邦政府多次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得巨额银行贷款。 1985年年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联邦共和国在东柏林的常设代表处以及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寻求出境前往联邦德国的可能性。苏联共产党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3月份去世的康斯坦丁·契尔沃年柯的接班人－于1986年宣布，至世纪交替时消灭核武器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总书记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的私人会晤、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欧洲信任与裁军会议（KVAE）以及欧洲削减常规军队谈判准备（VKSE）表达了东西方之间进行对话的新的决心。它促成了两个德国在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许多协议。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箴言“改革”与“透明度”的推动力，统一社会党领导却避之唯恐不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将本国人民对他们的期待置若罔闻，引起了8月13日（筑墙日）在东柏林的示威游行。赫尔穆特·科尔在昂纳克到波恩进行公事访问（1987）时对客人的下面一番话是针对仍在继续进行的分裂德国的行动而说的。他说：“我们尊重现有的边界，但是，我们要在和平的道路上通过谅解的过程克服分裂”...“我们对维护我国人民的生存基础负有共同的责任。” 在裁军道路上的一个进展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签订的中程导弹弹头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在3年之内，美国和苏联布置在欧洲的、射程为500至5000公里的导弹将全部撤出并销毁。作为相应措施，联邦政府宣布准备销毁它的72枚潘兴IA导弹。 普遍的缓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产生的结果是，人民更加强烈地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改革。1988年初，在东柏林举行的游行中，“民间教派”和平运动的120名成员被捕。在盖特塞码内教堂内为被捕者举行了一次代人祈祷礼拜。参加者有2000多人。两周后达到4000人。在德累斯顿，警察驱散了一次要求人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示威游行。 1989年9月，匈牙利为愿意出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开放边界，从而使数千人得以通过奥地利到达西方。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清规戒律的这一突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人起来采取抗议行动。教会之外的参加者人数也在增加。1989年10月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大讲排场地庆祝建国40周年时，首先在莱比锡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我们是人民”）。越来越清楚的是，昂纳克控制下的民德领导已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了。 最后，为了挽救统一社会党政权于未倒，昂纳克于1989年10月18日被迫辞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职务。埃贡·克伦茨继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国家首脑。他许下的“转折”诺言，因群众对他本人的不信任而告失败。大势所趁，部长会议和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总辞职。 这场兵不刃血的“温和革命”造成了国家机构的一种瘫痪。于是才有可能在1989年11月9日晚由统一社会党柏林区委书记沙波夫斯基宣布的一项意义模棱两可的涉及迁徙自由的新旅行法。结果是开放了柏林边界通道，人们通宵达旦地狂欢。界墙打开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给人们数十年来追求的德国重新统一带来了契机。因此，联邦总理科尔于1989年11月28日公布了一个“十点纲领”。该纲领应有可能借助联邦制结构建立一个条约集体并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化为先决条件。 1990年1月15日，莱比锡150000人在“德国－统一的祖国”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那里的人们不信任汉斯·莫德罗领导下的新政府。西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民德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长。波兰和匈牙利正在进一步摆脱莫斯科的领导，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12月被推翻。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脱离华沙条约，安全政策方面的均势就必然会丧失。面对这一局面，戈尔巴乔夫仍然不动声色。从西方也传来劝告说，在建立一统时，要“顾及德国诸邻国的合法的忧虑”（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柏林语）。最后，统一过程的继续进行只有在波恩保证不将统一问题同移动现有边界联系在一起、一旦统一后不将北约的结构扩展到原民德地区内，并为了平衡战略上的受益同意削减德国武装力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美国总统布什同意统一的条件是，联邦共和国继续留在北约组织内。 1990年3月18日在民德举行了40年来首次的自由选举，产生了以洛塔·得·梅齐埃尔为首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DSU）、民主觉醒（DA）、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在眼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继续存在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那里的多数公民已决定加入联邦共和国之后，波恩遂与得·梅齐埃尔议定于1990年7月1日成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1990年8月人民议院表示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快加入联邦共和国。8月31日，相应的“统一条约”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秘书克劳泽和联邦内务部长朔伊布勒签署。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建的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特和图林根各州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州。柏林被定为首都。基本法略作修改后对加入的地区生效。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同联邦总理科尔和外交部长根舍的会谈中对两个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统一大业终于水到渠成。其先决条件是联邦共和国放弃使用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将军队削减至370000人，并在苏联部队驻扎期间不将北约组织结构扩展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双方议定苏联部队在1994年年底以前撤出。有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所谓的二加四条约亦于1990年9月顺利签订。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及两个德国的代表在条约中确认统一的德国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联邦共和国和柏林的地区构成。德国的外部边界被承认为最终边界。考虑到波兰特殊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安全的要求，波恩和华沙在一项补充条约中保证彼此尊重双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随着统一条约和二加四条约的批准，4个战胜国对涉及“作为整体的柏林和德国”的权利与义务终止。德国从此重新获得它在45年前纳粹独裁统治垮台时失去的内政与外交全部主权。 为未来定向：在德国实现统一以及由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体系崩溃引起了巨大政治变化后，联邦共和国及其伙伴继续面临着巨大挑战。尽管已经朝着这些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几步，仍然存在着重要的任务： 必须加紧进行新联邦州的建设和完成德国内部的统一。
欧洲联盟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加强。 必须建立与维护一个全球的和平与安全结构。 国家的、欧洲的以及全球的任务密切相联。新联邦州的建设与巩固丝毫不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洲若不向中欧与东欧的改革国家开放，则不能获得新的形象。必须在经济上，但也在政治上将中东欧国家逐步引向欧洲和大西洋的共同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欧洲联盟与俄罗斯于1994年6月24日在科尔夫岛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协定。联邦政府给予俄罗斯的广泛援助符合它对民主改造过程的成功以及政治价值方面的新的共同点的深切关注。从1989年底至1994年底，德国对原苏联和现独联体国家的支出和正在履行的义务达900多亿马克。在这方面，德国对独联体国家政治与经济改革过程的援助措施的绝大部分是信贷保证和高达471亿马克的赫尔梅斯出口信用保险。 尽管在国家开支方面厉行节约，联邦共和国在今后几年中仍将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它在关心从经济上改善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生存基础的同时，也改善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受援国尊重人权的情况是联邦政府提供发展援助资金的一个重要标准。 德国向联合国交纳会费占交费国第三位（联合国预算的8.9％），支付北约组织预算的22.8％和西欧联盟预算的28.5％。这突出表明了联邦政府始终恪守至今奉行的政策，决心在双边及多边交往中为稳定及保障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申请在世界安理会的一个常任席位。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求，1993年夏，联邦国防军的一支运输部队首次在索马里的“安定地区”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这项执勤在德国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1994年7月，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判决，德国可以其武装部队在北约组织和西欧联盟行动范围内参加执行旨在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任务。这也适用于根据卡尔斯鲁厄法院对德国武装部队参加由联合国建立的维和部队的判决。1995年12月6日，联邦议院以多数票通过关于联邦国防军4000名士兵在联合国维和范围内在波斯尼亚地区执行任务的决定。1997年初，德国国防部长在取得德国联邦议院同意后，将联邦国防军3000名士兵置于由北约领导的波黑地区国际维和部队“稳定力量”（SFOR）部队的指挥下。德国在原南斯拉夫的国际警察部队（FPTF）中的警察分担额占第二位。 在通往欧洲联盟的道路上：1999年1月1日，德国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计划中确定了在通往欧洲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打算。德国担任理事会主席的第一个重点是计划结束关于“2000议程”的谈判。这方面主要涉及联盟的任务、支出以及资金筹措。另外一个目标是加强关于欧盟东扩的谈判。 随着1993年的开始，当时的欧共体12国内部共同大市场开放。该市场将3.45亿欧洲人联合成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经济区。除瑞士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奥地利、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和欧洲共同体联合成了欧洲经济区。1990年年中以来，货币联盟已处初级阶段；随着它的建立，欧共体国家之间将开放资本往来，伙伴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及各中央银行的合作将得到加强。在199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中，欧洲货币署（EWI）准备建立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在国家与政府首脑于1998年5月2/3日决定首先为11个成员国开始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后，欧洲中央银行（EZB）于1998年6月1日开始工作。持续地坚持入盟标准，即首先保持币值的高度稳定和预算项目是根据条约在1999年1月1日开始的第三阶段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欧元地区的各国货币于2002年7月1日将不再通用。 对联邦政府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各国国家与政府首脑1991年在马斯特里赫特不仅商定了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条约，而且除此之外还就作为应进一步加强的欧共体的更高组织欧洲联盟问题取得了一致。该条约已于1993年11月生效。联邦政府认为，共同体的加强必须与它的扩大齐头并进。在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芬兰、奥地利和瑞典于1995年1月1日加入后，还应使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接近欧洲联盟。 1994年12月，21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埃森举行的欧洲联盟最高级会议。会上为此通过了一个关于如何能为中欧和东欧通过欧洲协定与欧洲联盟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国家铺平通往欧洲联盟的道路的方案。该方案最后归结为一个在1998年3月30日同11个候选国开始的扩展进程。具体的正式入盟谈判在一天后的3月31日首先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6国开始进行。1995年3月26日申根协定生效：在德国、荷比卢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上不再有人员检查，但要加强外部边境上入境的护照和关税检查。 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将来这一合作领域归入欧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于1997年6月16/17日对该条约取得一致。它圆满地结束了1996年3月在都灵开始的政府会议。阿姆斯特丹条约明显地加强了联盟在国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行动能力。在失业和加强社会福利组成部分等紧迫问题上，坚决行动的基础已然奠定。 德国的经济统一：德国西部和东部的相互适应是在欧洲统一范围内和从东欧国家体系的崩溃后产生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新的结构变化同时进行的。 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转变为能运作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为此需要从德国西部往东部的巨大财政调拨。到1997年年底，调拔的公共资金总额约为1兆马克。 东部的经济建设继续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于和世界市场接轨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首先是德国东部产品质量的提高，它使出口增长了将近26％。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的图林根企业耶拿光学仪器公司（Jenoptik）1998年6月进入股市是转折后最成功的建设成就之一。 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迅速扩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对整个交通体系和电信事业都是如此。今天，新联邦州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有效率的电话和通讯网络。为建设有效率的科学和研究界所作的特殊努力有利于企业迅速地将技术知识转换为实际使用。 然而，和老联邦州相比，德国东部的工资和生产率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997年，东部的实际工资为西部的77.2％，生产率达到西部水平的62％。工资计件成本亏损始终是新联邦州决定性的所在地弱点之一。 尽管如此，与1991年相比，新联邦州的宏观经济效益增长了40％以上，它们在整个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1.6％。经济界对新联邦州经济发展的信任反映在以现代化的建筑和生产设备方面：最近的投资额在45.1％左右。在老联邦州从未达到过这个数值。1998年第一季度，新联邦州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上年3.8％。联邦政府将克服始终存在的德国东部和西部在经济和社会的分裂宣布为完成德国统一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它打算以广泛的财政手段来促进德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建设。1998年提供了大约520亿马克，用来资助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扩建以及改善普遍的生活条件的措施。 1995年开始以来，新联邦州被吸收进各联邦州之间的财政平衡。1995年它们从中获得大约570亿马克。在此之前，由“德国统一”基金确保其财政活动能力。 为了平衡新联邦州复兴所带来的巨大费用支出，并使联邦的借款净额不至无边际地增长（在此期间偿还债务几乎占联邦全部资金的20％左右），在德国将征收目前相当于工资所得税、所得税和法人税5.5％的团结附加费。 为了促进增长和减少失业，在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已在社民党和90联盟/绿党的联合政府中决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劳动联盟、加强东部建设以及有针对性的改善教育和科学领域里的状况，以此来增长德国经济适应未来的能力。通过一项税收改革将额外地减轻企业在附加工资成本方面的负担和提高群众购买力。 政治稳定的标志：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积极赞成国家的统一。东部和西部的许多德国人对老联邦州的人们为新联邦州的人们筹集费用具有不同观感，实属人之常情。在长达40多年的隔离中产生的隔阂今天正在日益消失，尤其是因为最初的兴奋状态已逐渐为对邻居的清醒估计所代替。 对统一社会党统治时代进行清理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棘手的一章是依法判决所谓的政府犯罪行为。例如，对作为政治负责人下令在界墙和铁丝网旁开枪的那些人的罪行应该如何判刑呢？在这方面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作案时民德的法律状况。令人痛心的另外一章是审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局（Stasi）的大量案卷。德国东部的许多人想知道，Stasi储存了关于他们的什么材料。许多人发现，他们被曾经信任过的人窃听了。 今天德国是世界上公认的主张维护国际法和人权的伙伴。 [关闭窗口] 德国概况 / 经济部门 - 博览会与展览会德国概况 经济部门 - 博览会与展览会 德国的博览会由来已久：它是从中世纪早期由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贸易活动的单个集市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博览会受各邦君主的保护。例如弗里德里希皇帝二世于1240年7月11日授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博览会特许状并将前来参加博览会的商人置于他的庇护之下。1507年马克西米里安皇帝的一份特许状使从1165年起就存在的市场中产生的莱比锡博览会获得了后来的黄金时代。 以往的德国综合性博览会今天已由代表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的专业博览会所取代。德国的博览会是举世公认的：国际上150个左右的重要专业博览会中大约2/3在德国举办。1997年大约152000个展出者，其中将近70000个外国参展者在128个跨地区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上向将近1000多万名参观者展示了他们的商品。参展的经济界为在德国参展的总开支估计约为90亿马克。 今天博览会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促销手段之一。其实力－恰恰也在因特网的时代－在于直接的个人通讯。外国在德国博览会上参展者的比重不断增加，1997年约占46％。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参展品活跃了竞争，从而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参观者的兴趣。除了大型博览会之外，每年在德国举办大约200个地区性的以及大量的小规模展览会。 最重要的博览会地点：德国最重要的博览会城是：柏林、杜塞尔多夫、埃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港、汉堡、汉诺威、科隆、莱比锡、慕尼黑、纽伦堡和斯图加特。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博览会在汉诺威举办。成立于1947年的汉诺威博览会1998年参展商7500家，展出面积310000平方米。汉诺威博览会展示了给投资货物工业众多行业的世界供应物品。从1986年起，为办公设施、信息与通讯技术等部门举办了从汉诺威博览会中产生的“CeBIT”。1998年CeBIT的参展商约7200家，展出面积365000平方米。1996年起CeBIT最近的分展－针对最终消费者的CeBIT之家将每两年举办一次。汉诺威其他的重要博览会有金属加工博览会EMO、国际汽车－商用车展览会（IAA）及木材和林业展览会（LIGNA）。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消费品博览会“Ambiente”和“Tendence”的展出场所，其重点是桌子文化以及厨房用品和礼品及现代化住宅附属设备。此外，法兰克福还有国际汽车－小轿车展览会（IAA）和国际“卫生－取暖－空调”专业博览会。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是每年秋季的法兰克福书展。多年来它是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书商以及作家的聚会场所。 在科隆举办的博览会有“国际食品市场”（ANUGA）、“国际图像博览会”（photokina）、国际家具博览会以及其他的如男子时装、家庭用具、五金制品、自行车与摩托车等方面的专业博览会。柏林的博览会主要有“绿色周”（农业与食品业）、国际旅游交易会、国际无线电展览会以及“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ILA）等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兴趣的博览会。在杜塞尔多夫的重要展览活动有“印刷与纸张”（DRUPA）、塑料博览会、“计量技术与自动化”（INTERKAMA）、“包装技术”（interpack）以及国际时装博览会。 在慕尼黑中心，1998年在原慕尼黑－里姆机场场地上一处崭新的、高度现代化的博览会场地举行落成典礼。在那里举办的重要博览会有“国际建筑机械博览会”（bauma）、“国际手工业博览会”、“饮料技术展览会”（drinktec）以及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ispo）。电子计算机及电子元件专业博览会的意义越来越大。此外还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纽伦堡国际玩具博览会。 德国的统一使两个截然不同的博览会经济合二而一：德国西部的分散的、与参展的经济部门一致的专业博览会和由国家控制的、以莱比锡综合性博览会为主的原民德博览会。如今，莱比锡已制订了一个新的、着眼于专业博览会的方案，并建造了新的、欧洲最现代化之一的博览会场地。与此同时，莱比锡也在与中欧及东欧国家的贸易中建设其权能。 国外的博览会与展览会：世界经济越来越打成一片的结果是，通过参加国外举办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促进出口对德国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以德国企业在国外博览会上联合参展的形式进行。1997年5000多家德国公司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参加了国外展览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每隔一定时间就在外国举办技术展览会，例如1994年在墨西哥举办的“德国技术展览会”（TECHNOGERMA）。1999年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一次TECHNOGERMA展览会。1998年4月首次在上海举办德国消费品展览会（“KONSUGERNA”）。1992年联邦德国参加了在国外，即在西班牙塞维里亚举办的世界展览会，并在1998年参加了里斯本的EXPO`98世界专业展览会。它自己就将是以“人－自然－技术”为口号的汉诺威EXPO2000世界展览会的活动舞台。 其他信息： 德国经济展览会与博览会委员会 Ausstellungs-und Messe-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AUMA） Lindenstr.8,50674 Koeln 电子信箱：info@auma.de [关闭窗口] July 12 http://www.morganstanley.com/index.htmlMorgan Stanley Announces Second Quarter Results New York, June 21, 2006 — Morgan Stanley (NYSE: MS) will hold its second quarter investor conference call, hosted by David H. Sidwell,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n Wednesday, June 21, 2006 at 11:00 am Eastern time. The call will be available at www.morganstanley.com or by dialing 1-888-481-3045 (passcode 17163572)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allers dial 1-617-786-1988 (passcode 17163572). A replay of the call and webcast will be available through July 21, 2006. To listen to the playback dial: 1-888-286-8010 (passcode 87454449)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1-617-801-6888 (passcode 87454449) internationally. Morgan Stanley is a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and a market leader in securities,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credit services. With more than 600 offices in 30 countries, Morgan Stanley connects people, ideas and capital to help clients achieve their financial aspirations. 美国威尔逊国际投资集团美国威尔逊国际投资集团简介 英文名称: WILS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ROUP,INC 注册地址: 3866 Bedford Ave .Brooklyn NY 11229 办公地址: Celia C Geng &Co.,LLC 41-28 Collgene Point Blvd.Flushing NY 11355 法定代表人: JACK.P.K.MA 先生 澳大利亞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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